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，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，开办工厂，设立学堂，遣派留学，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，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，从轻视“工艺”转向讲求“工艺”，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，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，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。

一、“夷夏之防”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

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，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“夷夏之防”和传统技艺观。“夷夏之防”和“华夷之辨”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。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“本”，把艺事看作“末”，并且鄙视技艺，指为“奇技淫巧”，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。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。

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“师”夷，到必须“师”夷，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。这种转变，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。在中外武力较量中，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。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。李鸿章说：“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，而和亦不可久也。”“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，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，往“西国”制造厂“师习各艺”，又购买机器，在本国制习，取得了能“驾驶轮船、造放炸炮”的成效，使英国人不敢小看。“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，尚能及时改辙，知所取法，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，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。”“

对这种转变，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，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。如同治五年(1866年)，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“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”是“不识时务”。奏折说：“西洋各国，雄长海邦，各不相下者无论矣。若夫日本，裹尔国耳，尚知发愤为雄、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，不思振作，耻孰甚焉!今不以不如人为耻，转因萌至其人，将来或可突过其人，而独以学其人为耻，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。遂可雪其耻乎。②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，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“师夷”、取法“泰西”，指出就是孔孟复生，也不能不谈洋务、不师夷。‘若(华学)尚不足以制敌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，择善而从，又何嫌乎?”①

“师夷长技”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，林则徐、魏源就提出来了。可惜被搁置了20年。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，林公、魏公已作古，时局更不堪问。李鸿章指出：“练兵、制器、购船诸事，师彼之长，去我之短，及今为之，而已迟矣。若再因循不办，或旋作旋掇，后患殆不忍言。”⑥可见，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“师夷”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。这是洋务官员对“夷夏之防”观念的突破。

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“夷夏之防”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。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，洋务官员认识到，泰西各国所以强大，是由于他们重技艺，“专心一志”研究技艺，“不极其精不止”⑥。而且有专长的、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，得到专利，“获报甚厚”。“造艺能成就，名归之，利亦归之，故莫不争奇斗巧，以自求售。”。反观中国，“凡百工技艺、视为鄙事，聪明之士，不肯留意于其间，此所以少专家也。重儒学轻艺事，文武两途，舍“章句弓马”未由进身。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，与实用技术“隔膜太甚”。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就要“破拘挛之故习，求制胜之实济”，“仿西法”，重视学习、研究技艺，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。⑥沈葆帧、丁日昌、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、特科，改革考试内容，把“器数之学”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，以此改变士于观念、“鼓励作新”，开启风气。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，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检讨、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、秀才等正途出身“儒者”入馆研习天文、算学。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。

上述观念的突破，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，有开通风气、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。

二、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

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“采西学、制洋器”为自强之道。把采用西学、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。李鸿章推崇洋学“逾于”华学，把肄习西学称为“中国自强根本”和“目前当务之急”，呼吁“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”，奏请“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”。④奕沂等认为，西学必须“急为肄习”，才谈得上制造轮船、枪炮、机器，才谈得上自强。⑦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，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，由造火轮船、火轮车到讲求“电气之学”、发明电报，“天地之气机，一发不可遏”。⑥他认为、欲求日进于富强，必须“循用西洋之法”，“彼之所长，循而习之，我之所短，改而修之”。⑥此外，陈廷经、张树声、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，恕不赘举。

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，还极力引进。对西学的引进，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：

1．聘请“洋教习”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。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、法、俄、德四国教师，分馆教授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德语。后来增设的算学馆、格致馆，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、各国史略、数理启蒙、代数学、格物、几何原本、平三角、弧三角、机器、微分积分、航海测算、化学、天文测算、重学测算、万国公法、富国策等。⑩福建船政学堂(“求是堂艺局”)聘请英、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、法语及数学、几何、代数、平三角、弧三角、地舆图说、航海全书等西学。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，“仿照同文馆之例”，由“洋教习”教授外语；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：英语、天文、地理、海图、星象、测量、轮船驾驶、几何、代数、三角、物理、微积分、鱼雷等，管轮学生学习算学、几何、三角、代数、重学、物力、汽理、行船、汽机、机器画法、机器实艺、修定鱼雷等；武备学堂教授天文、地理、格致、测绘、数学、化学、重学、枪炮使用、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。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、测算、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。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，参照天津、闽省学堂定章办学，延“西师”教授外语等西学。

2。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国学习西学。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、法语、施语以及机器制造、枪炮、水雷制造、轮船制造、轮船驾驶、开矿、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。3。通过翻译传播西学。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

译馆。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、格物入门、格物测算、法国律例、化学指南、星辐指掌、富国策、化学阐原、英文举偶、俄国史略、各国史略、全体通考、公法合通、星学发纫、电理测微、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。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，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、傅兰雅、玛高温三人专译“有稗制造书”，译出汽机发初、汽机问答、运规约指、泰西采煤图说等。＠以后，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，厚聘“西士”，选派局员，相与口述笔译。其中，有算学、化学、汽机、火药、炮法、行船、防海、练军、采煤、开矿等。至光绪元年(1875年)，计译出40余种,刊印24种。⑥

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、造就懂外语、有技术、能操作、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。他们认为，“有西学而后有人才”，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，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、技术人才、军事人才。这批新型人才，对中国工业、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三、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

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。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。洋务官员以“采西学、制洋器”为自强之道。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：

1．认识到“机器制作”是西洋“长技”，要学过来。“取彼所长，辅我所短。洋人不“秘”其所长，愿意传授技术，正是“留其秘要”难得的好机会。

2．对机器制造技术“始因终创”⑥。曾国藩指出：“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，然后可以渐图自强。”④奕沂等说：“倘能专精务实，尽得其妙，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。”⑥

3．认识到样机器“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，工作效率比手工高。

4．认为“制造本原”是“抉其秘”、“学其学”。“抉其秘”就是探讨“西法”(制造技术)“博大潜奥之理”，知其所以然。“学其学”就是学习西学。关系制造的西学，“最要为算学、化学、汽机、火药、炮法等”。＠奕沂等说：“西人长技在于制器，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。“制造机器、火器必须讲求天文、算学。”

5．认为对制造技术要“精益求精”。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如枪炮制造，由前膛枪、炮发展到后膛枪、炮；轮船制造，由木壳船、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，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，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，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。

以上认识，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。虽不免肤浅，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。

四、其他几种观念的近代化

除上述外，洋务官员在人才观念、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等方面均有近代化的表现。前两者本人已有专文论述，此不重复。①

在军事观念上，首先是武器装备观念更新。在中外军事较量中，洋务官员注意到英、法侵略

者轮船、枪炮的坚利，认为中国兵器“远逊洋人”，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，而且不足以灭“土寇”。“自有以来，水师长龙、拖冒各项师船均成虚设，不但不能御敌，即追捕洋盗亦难得力。”⑥从而购置十仿造、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。同治十三年(1874年)，李鸿章在《筹议海防折》中，详细介绍了“西国水陆战守利器”，包括步枪；岸炮、水雷。他对这些利器作了“考究”而“得其大略”，指出：“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，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，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”。关于洋枪。他说，各国都改用后门枪，“以其手法灵捷，放速而及远”。他把英、俄、德、法、美“泰西五大强国”的新式后门枪的“利钝迟速”作了比较：“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，俄之惮尔打精于美，美之林明登精于英之士乃德及德法诸枪也。”从而认识到前此各国贱价售于中国的前门枪仍系“旧制”。即如已购进的林明登、士乃得后门枪也不是上品。因此，他拟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和俄国的恽尔打枪，“以备将士选锋者操用”。关于岸炮，他说：“英德两国新式最精。德国克鹿L后门钢炮击败法兵，尤为驰名。”所以，他购买了克鹿炮，“分置大沽炮台、天津防营”。”总理衙门奕沂等指出：枪“必须用最精之枪，一律之枪式，方能有济”，“各国所制枪式，日久日新，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，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。现在英国所造之亨理麦提尼枪，又驾而上之。若用器先逊于人，则临阵更难制胜”。⑨可见，洋务官员正以科学眼光审视武器，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，讲求以新式、先进武器装备军队。

其次，采用西法操练军队。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，操练军队，提高军队素质。丁日昌在奏折中说：“他曾于沪上阅西人陆操，有能不假系援，徒手上城者；有能以篙植壕中，凭以跃过二三丈之壕者；有能足缘单绳，手放洋枪者。其助攻常者，前者死亡，后者继进，并不反顾。因此，他奏请要在沿海“精练”陆兵10万人，以成“劲旅”。⑨李鸿章奏请“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，一律改为洋枪炮队”，并换用后门进子枪，无事时“专讲操练”。⑥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，操练甚严，指出中国军械“不求甚精”、操练“不必甚严”的弊病，主张“取被之长，救我之短”，严加操练军队。

又次，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。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(军舰管驾等)；北洋水师学堂、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。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，培养陆军将才。李鸿章说：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，精益求精，其兵船将务必由水师学堂、陆营将务必由武备书院造就，……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。故居今日而言武备，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。若仅凭血气之勇，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，终恐难操胜算。”＠张之洞认为：“整军御武，将才为先。”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“泰西”，重要原因在于其“将领营哨各官，无一不由学堂出身。……今欲仿照德制，训练劲旅，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，不足以造就将才。”⑥这说明，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“讲究军事”、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。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“根本”，主张仿照西国“选将以学堂为根基”。“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。

再次，海防观念的近代化：建设近代海军、修筑新式岸炮台。这是海防观念近代化的重要体现。洋务官员认为轮船是海中“第一利器”，因此，奏请购买、制造轮船，建立近代海军。丁日昌指出：“海上争锋，纵有百号之艇船，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。”⑥李鸿章认为：海防“防之之法，大要分为两端：一为守定不动之法，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，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，而炮台所用炮位，须能击破铁甲船，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，设法阻挡水路，并藏伏水雷等器；一为挪移泛应之法，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，随时游击，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。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”。他奏请北、东、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号，根拨轮船10号，合共48号。北洋分驻烟台、旅顺口一带，东洋分驻长江外口，南洋分驻厦门、虎门。②后来，实际成军的是北洋海军(直隶)、南洋海军(两江)、福建海军。

修筑新式岸炮台是近代海防的另一重要设施。洋务官员注意到修筑炮台的近代科学性。如李鸿章建议：“各海口仿照样式修筑沙土炮台，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。”⑧丁宝侦具奏说：“此时修筑炮台，非仅如寻常守备，垒土累石，随便据险为之，遂谓可资捍御也。必须得熟习海疆形胜、精通地舆、探明算法而又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，或乘舟历险，或登山涉隘，远测近观，以定台基。台基既定、然后讲求筑之之法，方圆斜正，一一精审。务使被船之炮不能遗伤我台，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船，斯筑一台始得收一台之用。”⑩

五、作用、地位和局限

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“夷夏之防”和技艺观，接纳西学、引进西学、引进机器制造技术、改变原有陈旧观念。这种“创始之举”、“古来未有之事”①，在“故习之难除”的当时，对开启风气、启蒙思想、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，此其一。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。由轮船、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、制麻、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“西法”探矿．用机器采矿，举办电报、铁路等，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，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，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，此其二。专门人才被重视、被任用，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，对社会做出了贡献。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《几何原本》后九卷(前六卷明代已译出)、《代微积拾级》等；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，在江南制造总局，“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”，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，＠此其三。由于西学的引进，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，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，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，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，为国防、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，此其四。由于西学的引进。传统的人才观念、经济观念、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，给人才培养、经济建设、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，此其五。

总之，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，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，在中国近代化

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。当然，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。如，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。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，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，如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等。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，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，不能改变，不必学外国。又如，技艺观及人才观、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。⑥再如，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，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，兵员素质差，成为乌合之众；封建乡土观念、地域观念、专制观念弥漫军队，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；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、靖内，惧伯反侵略战争等等。

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、不完备的。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裕、郑观应、马建忠、容闳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。尽管如此，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。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，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，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、付之实行。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，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。